1524年7月15日，包括六部九卿、翰林、给事中、御史等共200余人聚集左顺门外，伏阙抗议。面对肱股大臣的集体叫板，朱厚熜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派锦衣卫“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姑令待罪”。随后几天，“五品以下受杖，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创死亡，另八人编伍充军。四品以上夺俸”。尽管此时朱厚熜不过18岁，由外藩入主继统仅3年时间，但应对手段雷霆万钧、坚决果断，根本不留丝毫商量余地。

　　左顺门事件将数年的“大礼议”之争推向了高潮。1521年，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文武百官迎请远在湖北安陆的兴藩世子朱厚熜入继大宗。虽然在时任首辅杨廷和等人积极运作下，巧妙化解了不稳定因素，为朱厚熜顺利继统扫清了障碍，但前任皇帝朱厚照为朱厚熜堂兄，如果朱厚照膝下有子，抑或朱厚熜的父亲此时健在，那么，按照儒家礼制和太祖祖训，皇位断然落不到朱厚熜的头上。朱厚熜得以继统，用天上掉馅饼形容并不过分。

　　在本书作者看来，“嘉靖‘大礼议’可说是‘献皇帝（朱厚熜父亲）正名化’运动，历经二十四年的漫长时间，通过大规模编撰的文化事业（如编撰《明伦大典》《大明会典》《承天大志》等国家政书），以及改定国家礼制、重塑权力结构等方式，始让嘉请皇帝达成献皇帝称宗附庙的目的”。但“‘大礼议’并不符合儒家名分礼制的标准”，这也成为皇权与朝臣争议焦点，朱厚熜发动的“大礼议”事件，本质上是对崇信儒家礼制官僚体系的激烈回应。作者指出，“虽然最后嘉靖帝如愿将生父称宗祔庙，也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但嘉靖帝却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皇权私化，名分礼制混乱，导致了明中叶政治动荡、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溃瓦解”。

　　朱厚熜15岁前一直偏居湖北安陆，突然被遗诏唤至京城，一夜之间登上权力顶峰，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巨大政治考验。从另一方面看，15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朱厚熜此前的人生履历中，尚缺乏掌控大明江山这样的政治历练。

　　朱厚熜掌控明朝政治局面，权力获取的正统性问题自然是迈不过去的一道坎。虽然有一份杨廷和等人撰写的遗诏，但其瑕疵仍旧不容忽视。确定朱厚熜为皇位继任者，杨廷和等人实际上沿用的是儒家“兄终弟及”礼制。如此一来，朱厚熜先得过继为朱厚照父亲做继子，才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显然这一被杨廷和等人“炮制”的“正统论”并不为朱厚熜认可，所以他才会倾尽全力为父亲正名，实则试图证明自己继统既合礼制也顺应祖训。

　　在“大礼议”之争中，朱厚熜似乎成了唯一的胜者，但在作者看来，这种胜利颠覆了太祖精心建立的政治秩序，即废除宰相制度，并将宰相事务交由六部处理。另一方面，首辅与六部之间相互倾轧，权力斗争日剧。工于猜测嘉靖心思的大臣越来越多，如严嵩以擅长青词博得嘉靖的注意。

　　从事后角度来看，作为经验老到的顾命大臣，杨廷和在撰写遗诏时似有漏洞，这一漏洞为后来的“大礼议”之争埋下了导火索。但在当时的语境下，时间紧促、形势危急，根本不容细想。当然，有些细节或可从逻辑角度适度猜想，也许杨廷和等人早就意识到这一漏洞，只是担忧过早引发礼制争议可能进一步引发朝廷动荡而刻意忽略。

　　不排除早期的朱厚熜有意气用事的可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的政治手腕日趋成熟老辣。作者在谈到朱厚熜执着“认爹”一事时不无调侃地说，“我倒不觉得他有多爱父亲，而在于说这就是一场赤裸的权力斗争，如果你今天承认了杨廷和的说法，也就无法动摇杨廷和的权臣地位。那如果说反对了他的说法，就等于帮自己的人马找出了一个权力的灰色地带，可以安插自己的人进去，你甚至可以借由‘大礼议’把政敌们全部扫除”。从这层意义上讲，“大礼议”事件折射出嘉靖帝的醉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