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中世纪背景的奇幻异世界有许多冒险者。他们理所当然地穿着盔甲、带着剑晃来晃去，在酒吧、广场以及其他公共场合随意出没。

因此许多人似乎认为中世纪也是这样的，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将剑作为军事装备携带是可以理解的，但将剑作为日常着装的一部分佩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乔叟笔下著名的朝圣者队伍可以看作是中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然而，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只有3位朝圣者有携带剑，他们是自耕农、磨坊主和庄园管家。其他28位朝圣者均没有携带剑，其中最有可能携带剑的两个人——骑士和乡绅——并没有携带剑。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世纪，即使在旅行时，也很少有人携带剑。就算是贵族，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也都不会佩戴剑，除非他们穿着军装。如果我们看看一些当代的日常生活插图，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唯一需要佩剑的场合似乎是城市外的旅行。因为旅行中的人可能会受到强盗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携带剑、长矛以及弓弩等武器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在中世纪的城墙之内，很少看到平民携带剑的情况。

很少有人携带剑是否就意味着拥有剑的人不多？实际上恰恰相反，中世纪有相当多的人拥有剑。

不仅是国王、贵族和骑士拥有它们，这是因为剑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也大量拥有剑。

有许多形式的立法要求各种自由人拥有武器和盔甲。在中世纪中叶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人们都希望拥有武器来保卫自己的社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法令中规定，都是如此。

亨利三世于1252年颁布了《武装法令》，其中明确规定，拥有价值在40先令至10马克之间的物品的人，除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之外，都必须拥有一把剑。

鉴于40先令对于个人财富来说并不算多，这意味着即使是相对贫穷的人也可以轻松拥有剑。

此外，中世纪的许多城镇都承担起了为市民提供武器的责任，而不是指望市民自备。

仅举一例，1474年法国城市特鲁瓦的军械库中就有1047把剑，与头盔的数量（1046个）相当，略多于护身盔甲（848个各种类型）或远程武器（871把枪、弩或弓）的数量。这表明，剑是民兵的标准武备，城镇并不要求他的市民必须拥有自己的剑。

然而，城镇军械库里有剑并不妨碍这些人家里有自己的剑。

在中世纪，市民的遗嘱中经常出现剑。约克郡的石匠约翰·卡德比大约在15世纪中叶去世，他在遗嘱中留下了一把带剑鞘和小圆盾的剑，价值2先令，而约克城的裁缝约翰·卡特则留下了一把价值10便士的剑，与他的紧身夹克价值相当。

一把很平常的剑也要不了多少钱，中世纪晚期的普通市民完全负担得起。不过，考虑到中世纪有许多武器和盔甲在市场上流通，当时的许多平民也可能在家中拥有很贵的剑，以便在需要用钱的时候卖掉它（建议在文末阅读我的上一篇文章）。

在家里拥有剑，但出门时却不怎么携带剑，这就显得有些矛盾了。这些剑除了在军事场合外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当然是有的，从中世纪许多由刀剑造成伤亡的案例中，正好说明了剑确实在发挥它该有的暴力作用。只是完全逊色于小刀造成的伤害。

在14世纪的一些英国城市，验尸官卷宗记录了许多这样的死亡情况。随身小刀造成的死亡占所有死亡的42%，在伦敦和牛津，由剑造成的死亡比例大致相当，分别为11%和10%，但北安普敦郡的记录略低，为6%。

与剑相关的低死亡率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些凶杀案大多发生在争吵中。由此看来，大多数致命的袭击都不是事先预谋的，而是自发的暴力行为。这表明虽然中世纪的人腰间可能会随时带着刀或匕首，但剑却不太可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手边。

刀或匕首不像剑那样可以轻易夺人性命，经常被当作随身工具使用，由此看来，使用小刀大多数时候只是临时起意。

从使用剑的案例的细节来看，更常见的情况是，当涉及剑时，持剑者带着它是有目的的。比如街头争吵、帮派斗殴，以及社区群众抓捕罪犯的行为。

最突出的是发生在学校和城镇居民之间的事件，这在历史上叫做“城袍之争”。在1306年的牛津，当时因酒馆啤酒质量问题引发了争执，期间有三名学生返回住处取回剑和其他物品，冲到屋内袭击了酒吧老板。最后事态升级，城镇居民与学者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三天，造成了上百人死亡。

就像学校的贵族子弟一样，对于那些有地位的人来说，如贵族或骑士，佩剑显得很平常。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伦敦验尸官的记录，社会等级更低的商人和行会的工匠也有携带剑的情况。

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在持剑，这些例子看似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持剑者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不管是蓄意伤人，还是像牛津大学的学生那样没有预谋地反击，用剑进行主动攻击的情况并不多见。

总之，剑作为解决争吵的武器仍然很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更常见的是当事人之一拔出刀，即吃饭用的刀。换句话说，随手使用普通男女腰间挂着的小刀是理所当然的。

由刀具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剑伤造成的死亡人数，显然，中世纪的人们根本不把佩剑当做理所当然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持剑者大多是学生。他们年轻、血气方刚、没有责任感，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由其他年轻人组成的封闭社会中。

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城镇不同但又在城镇内部的社区，在一个完全年轻的男性环境中，受到教堂和学院不同管辖权的保护，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事。

这些人通常与贵族有联系，或是因为他们是骑士和贵族的小儿子，或是因为他们在贵族或王室家庭中担任或注定要担任文书，或是在教会中担任教士，而教会的等级制度也是由贵族出身的人主导的。因此，他们已经处于骑士群体的边缘。

他们渴望与骑士群体建立联系，包括拥有和携带剑。

牛津和巴黎骚乱的核心正是这些人。因此，大学试图控制携带武器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他们所在的城镇当然有理由禁止学者和教授在街上携带武器。

事实上，在中世纪被禁止携带武器的远不止这些人，还包括了城市中的大多数人。

为什么城市会禁止携带武器？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回欧洲城市街道上的武器佩戴禁令，我们会再次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城镇中，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存在限制。有现存的刀形量具的例子，据说这些量具挂在城门口的铁链上，以便人们衡量自己的武器是否需要存放。

在十五世纪末，弗兰德的兹沃勒市发布了一条这样一条指令，规定“任何人携带的刀具或其他武器不得长于悬挂在市政厅前和城门处的尺度，违者罚款五镑”。立法者似乎通过使用长度来禁止各类武器，从而回避了剑和刀之间的区别。

然而，这些限制并不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

因为实际上城市内总有一些人携带武器是被豁免的。

例如，在中世纪伦敦城区的守夜人通常可以豁免，“大领主”、“有名望的人”或其“公认的家臣”也可以豁免，只要他们带着灯，并在天黑后出于好的目的四处走动。1327年1月颁布的禁令豁免了守夜人，并将豁免范围扩大到了“女王家的埃诺人”（爱德华三世的妻子是低地国家的埃诺人），他们习惯于按照自己国家的方式武装出行。

然而，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在国际紧张局势时期，武器禁令会特别关注外国人。在整个14世纪，人们一直担心法国和佛兰德水手和商人群体会成为英国港口城市的间谍。

在其他重要场合，如议会会议期间、加冕典礼和国外要员访问期间，都会临时制定武器禁令。

在所有这些场合，城中的男子人数都会超过正常水平，包括骑士和贵族的家臣，他们携带武器是领主荣誉和威望的体现。因而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城里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实上，这些身着铠甲的大队家臣的阵仗是如此之大，因此在如此紧张的时期，在城内禁止武器是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但其目标并不是为了保护市民，而是为了保护这些武装家臣，因为市民总是引起混乱的因素。

人们对城内武装混乱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1281年，爱德华一世签发了一份令状，要求惩治“所有面包师、酿酒师和其他夜间在城中行走的不法之徒，他们手持剑和小圆盾袭击他们遇到的人……”。

为了防止骚乱，有些城市还要求旅馆老板提醒客人将武器留在房间里，但却豁免了贵族和骑士，还包括他们的随从。

因此武器禁令基本上是针对底层人民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下层阶级和“农民”叛乱。

这些武器禁令总是一项更广泛的法规的一部分，这样的法规紧接着还有一个条款指示他们在星期天和圣日练习弓箭，而不是玩“娱乐游戏”。

此外，它还要求人们“在战争时期和在保卫王国时”携带武器。

没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当局，甚至是个别城市全面禁止在街上携带剑。相反，许多这类禁令都是在政治性事件中作为额外预防措施，或者是针对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立法：贵族及其家臣、行会、以及大学的年轻人。

可以想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的法律规则足以让大多数人不敢持剑伤人。

此外，中世纪将佩剑作为日常装束的始终是少数人。这只是16世纪的发展，当时，迅捷剑（一种专门与平民服装搭配的剑，既是武器也是绅士身份的象征）成为中上层阶级的主流。

正是由于剑术在中世纪城市的老师和学生中的流行程度，当迅捷剑出现时，他们会最强烈地要求自己有权佩戴剑，以此作为自己尊严的标志，这也许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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