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98 年的冬天，我在表哥的羽绒服口袋里第一次见到 Game Boy。那台被磨得发旧的灰色机器像块魔力砖块，按下电源键，俄罗斯方块的像素块便在黑白屏上蹦跳，仿佛把雪花都变成了可拼接的快乐。
掌机启蒙是无声的默契。上课时把游戏机藏在课本堆里，用铅笔盒压住机身，只露出屏幕边缘。同桌假装借橡皮，实则用余光偷瞄我操控林克在《塞尔达传说：梦见岛》里砍草寻宝。电池耗尽时，我们会默契地省下买零食的钱，只为换上两节 5 号电池，让林克的剑光再亮半小时。
2003 年 GBA 发售，彩色屏幕像一道光劈开了单调的童年。当《口袋妖怪：红宝石》的皮卡丘在屏幕上甩动尾巴，橙红色的电光映亮全班男生的眼睛。我们在课间交换精灵卡带，用铅笔在草稿纸上画地图，争论着金水市道馆的最佳打法。某个暴雨天，我躲在阁楼里用 GBA SP 的折叠背光屏打通《逆转裁判》，窗外的雷声与法庭上的 “异议！” 重叠，成为记忆中最震撼的声画合奏。
这些掌机像被时光打磨的鹅卵石，表面刻满划痕，却藏着整个银河。它们是课堂抽屉里的秘密基地，是巷口游戏机店老板的会心一笑，是用压岁钱换卡带时的心跳加速。如今再拿起 Switch，仍会想起 GBA 卡槽里那枚泛黄的《牧场物语》卡带 —— 原来我们追逐的从来不是像素精度，而是那份把世界装进口袋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