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战败引爆了两个火药桶：一是兵力真空。

刘备东征带走了五万精锐，占蜀汉总兵力七成，导致成都周边只剩老弱病残。

黄元叛乱时，守军甚至凑不齐两千正规军去镇压。

二是财政枯竭，刘备出征前强征的"军用钱"每户高达二十万，相当于普通家庭五年的收入。

当南中的雍闿听说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立即派人联络东吴："蜀主已失其鹿，南中当自取之。"

叛乱最积极的恰恰是受益州本土势力支持的豪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时，益州籍官员在决策层占比不足15%。

而叛乱头目雍闿家族世代掌控益州郡，太守正昂被刺杀后，继任者张裔到任就被绑送东吴。

这些地方豪强不是要推翻蜀汉，而是要恢复刘璋时代的自治权，

当年刘璋允许大族私拥部曲、自征赋税，而刘备却严格执行"兵归国有，赋税上缴"。

刘备入川后实施的盐铁专营、直百钱等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益州豪强的利益。

以直百钱为例，政府用面值百倍的铜钱兑换民间物资，相当于变相掠夺财富。

而荆州籍官员大量圈占成都平原良田，这些土地原本都是益州大族的产业。

黄元在蜀郡以西的汉嘉郡造反，雍闿在益州郡（今云南东部）起兵，朱褒在牂牁郡（今贵州）响应，这三个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兼本土豪强大本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东州兵势力范围的巴西、巴东等地相对稳定，因为这些地区早在刘璋时期就被外来势力控制。

蜀汉四相中的蒋琬、费祎、董允全是荆州籍，益州本土出身的要员只有李严，结果李严还因阻挠北伐被废为庶人。

直到蜀汉灭亡时，谯周等益州大儒还在私下传播"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巴不得司马家早点打进来。

所以根本不存在"不肯体谅刘备"的问题，而是外来政权与本地势力的矛盾总爆发。

当荆州集团失去武力威慑，当成都的金库里再也掏不出钱粮，益州豪强自然要掀桌子。

后来诸葛亮能平定南中，靠的也不是本地人归心，而是把孟获等首领调到成都当人质，同时留用李恢、吕凯等"带路党"维持表面平衡。

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等人极力主张投降，根本原因就是益州士族早已和司马昭暗通款曲。

反观荆州集团的后裔，如诸葛瞻、张遵、黄崇等人，全部战死绵竹，用鲜血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政权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刘备集团为"复兴汉室"奋斗四十三年，最终发现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曹魏或东吴，而是自己治下的益州人。

当外来统治者与本土势力始终处在对立状态，任何一次军事失败都会演变成政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