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褝

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谢允文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前后曾担任衡州府通判一职数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秋冬间，谢允文以陪祭官身份，随同朝廷钦差、詹事府少詹事巢可托前往炎陵告靖边军功祭。

在祀毕返还衡州城的第二天，谢允文遂又陪同巢可托游览了衡州名胜石鼓山，拜谒七贤祠，瞻仰武侯像，并一路漫步合江亭，远眺回雁峰。是日“夜央月上”时分，在返回府衙途中，谢允文独自静坐在荡漾于蒸湘河上的官船篷窗里，根据个人亲历写下了这篇《陪祀炎陵纪略》（以下简称《纪略》）。

这篇珍贵的文献，为我们详细记述了三百多年前那场皇家祭祀的缘由、路线、仪程、交通以及诸多生动细节，如同一张张历史的“快照”，是研究清早期炎帝陵御祭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祭祀的缘由

明清两代，朝廷派遣官员祭祀炎帝陵，往往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常见的祭祀类型有四种：一是新皇即位的“告即位祀”；二是为先帝配享圜丘、皇帝或皇太后寿诞、册立太子或皇后等举行的“告万寿封典祀”；三是为平定边疆或地方叛乱、巩固疆域而举行的“告靖边军功祀”；四是在特殊灾异年份举行的“祛灾祈福祀”。

谢允文在《纪略》开篇便点明：“今上亲率六师克剿葛尔旦，凯旋告庙，遂遣臣行报功之典于历代帝王陵寝。”这清晰地指出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这次祭祀的性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地处准噶尔地区的噶尔丹部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将侵略矛头指向了喀尔喀蒙古部落，突然对其实施偷袭，使得喀尔喀蒙古腹背受敌，被迫南遁。为此，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最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彻底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收复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为庆祝这一重大胜利，康熙帝于当年秋冬特遣满洲正蓝旗人、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巢可托前往酃县（今炎陵县）炎帝陵致祭。因此，这次活动属于典型的“告靖边军功祀”。

●从衡州到炎陵

《纪略》详细记录了祭祀队伍从衡州府城到炎帝陵的行程，全程历时四天，约二百五十里。

第一天（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漏未尽十刻”（凌晨三点左右），队伍从衡州府衙出发，出东门朝阳门，渡过湘江，经露白、泉溪（今衡南泉溪镇），翻越愁思岭，于“薄暮”（傍晚）时分抵达接官亭夜宿。行程约50里。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早晨从接官亭启程，经黄田铺、九冈岭（均属原衡阳县，今衡南县），过长冲（时属衡山县）、潭湖司，进入安仁县境，经潭湖铺，最终抵达安仁县城，用晚餐并住宿。行程约45里。

第三天（九月二十八日）：“鸡鸣时分”，队伍从安仁县城出发，经凤冈桥、宝塔岭、熊峡湾，艰难翻越大石岭，再经三口铺，抵达“张家坪”用午餐。下午继续行进数十里，于“日暆”（太阳西斜）时分，抵达“仙山”一带（推测为今安仁县中洞段家祠附近）住宿。因需赶路，当天行程长达90余里。

第四天（九月二十九日）：清晨出发，穿过山林，翻越大风岭（又名顺风岭），进入酃县（今炎陵县）境内。随后，队伍“潆旋而度峤头岭”，渡过洣水，于当天“日入三商”（黄昏）时分抵达目的地——炎帝陵所在的康乐乡。行程约50余里。

《纪略》还透露了行程安排的考量。如从衡州、安仁县城出发选择凌晨，因沿途相对安全；而从接官亭、仙山出发则选择天亮后，因即将进入人烟稀少的山林地带，尤其安仁仙山至酃县峤头渡一带，“路无人烟，邮传者畏虎”，路途艰险。

●祭祀大典与归途

队伍于九月二十九日抵达康乐乡，九月三十日的主要活动是“瞻陵习仪”，即熟悉祭祀流程、检查准备工作，并稍作休整。

正式的祭祀大典定于农历十月初一拂晓开始。仪式结束后，已近中午，祭官们更换衣冠，撤去仪仗（“易衣冠”“撤驺从”）。用过午餐后，来自衡州的主、陪祭官与酃县当地的陪祭官便开始踏上归途。

根据《纪略》所述“计程五百，计日一旬”，整个祭祀活动（从衡州出发至返回衡州）前后共历时十天，往返总里程约五百里。返程耗时五天。

●《纪略》中的祭祀细节

谢允文的记述，为我们揭示了清早期炎帝陵祭祀的诸多细节：

祭祀日期的选择：古代祭祀的具体日期往往记载阙如。但《纪略》明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的祭祀大典在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十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寒衣节”，亦称“祭祖节”，是三大祭祀节日之一。这天被视为入冬之始，民间有为先人送寒衣、祭祀的习俗。结合其他零星记载（如雍正、乾隆年间告配享圜丘礼成的祭祀，时间推算可能落在清明或中元节前后），可以推断，明清时期官方的重大祭陵活动，很可能有意选择在清明、中元、寒衣节这些重要的传统祭祀节点举行，这既符合民间习俗，也体现了官方礼制的考量。

祭官的斋戒：古代重大祭祀前，官员需进行“斋戒”，即沐浴更衣、清心寡欲以示虔诚。斋戒分“致斋”（内宿三日，集中精神）和“散斋”（外宿七日，停止娱乐、禁绝吊唁）。忌口方面主要是禁食葱、蒜、韭以及牛羊肉等有辛味、膻味的食物，以防秽气亵渎神灵。但《纪略》中提到，祭官们抵达安仁县城当晚（离正式祭典不足四日），参加了官方宴请，席间“酒阑灯炧，追讲往事”，似乎并未严格遵守斋戒期间禁酒的要求，甚至可能食用了荤腥。这反映了礼仪规定与实际操作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交通工具：从京城来的钦差及随员（包括负责翻译满汉文书的笔帖式）抵达衡州，主要依靠水路，经京杭运河、长江、洞庭湖、湘江，乘坐官船。抵达衡州后，改为陆路前往炎陵。高级官员如钦差巢可托（正四品）、陪祀官谢允文（从五品）乘坐官轿（“舆”），需配备多组轿夫轮换。其他较低级别的陪祭官员（如耒阳、常宁、安仁等县的教谕或训导）和笔帖式等随员则主要骑马。祭祀结束后，从炎帝陵返回至洣水边的峤头渡（今斜濑渡附近），则改乘一种装饰精美的官船（“画舫”），顺流而下约三十里，再登岸换乘轿、马返回。这既节省时间，也减少了人力消耗。

途经县城：由于清代衡阳县、清泉县（后设）的县衙均设在衡州府城内，祭祀队伍从衡州府到炎帝陵，陆路经过的唯一县城是安仁县城。队伍抵达酃县境内后，通常直接南下至炎帝陵所在的康乐乡，一般不绕道经过当时的酃县县城。祭祀完毕后，若无他事，也多直接原路返回。

祭后汇报：祭祀完成后，主祭官需返回京城向皇帝和礼部汇报情况。谢允文称赞巢可托的汇报文书不仅恪守“朝廷典故”，还能“延访人物山川，考证古今事变”，体现了其深厚的学养和务实的态度。巢可托在祭祀期间还留下了《丁丑奉命至炎陵》《大祀礼成》等诗篇，被谢允文誉为“鸿篇杰句”。当然，最令谢允文感到荣幸的是，巢可托在给皇帝的奏报结尾处，按惯例将他的名字列上（“列名简末”），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荣宠”。

谢允文的《陪祀炎陵纪略》，以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保存了清代康熙年间一次完整的炎帝陵御祭活动的生动记录。从祭祀缘起、具体日期、繁琐仪程，到官员的行程、交通、食宿，乃至沿途风物和官场细节，无不纤毫毕现。

这篇三百多年前的珍贵文献，不仅是研究炎帝陵祭祀史、清代礼仪制度史的重要依据，也为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神农文化、讲好株洲地方历史故事，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其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信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与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