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惠州西湖的苏东坡纪念馆前的雕像，让人感受到诗人的豪迈豁达。（IC photo 供图）

　　杭州方志馆里的雕像，举杯的苏轼正酝酿诗意。 （图虫 供图）

　　○马庆民

　　元丰三年（1080年）春，被贬到黄州的苏轼人生地不熟，穷得叮当响，吃饭都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叫“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即使如此境况，据说苏轼却仍天天拄杖出门，竹杖上系一串铜钱，晃晃悠悠走向江边酒肆，沽酒五合，倚石独酌。有人笑问：先生何不一次多买些？苏轼笑答：钱就这么多，酒量就这么大，何必逞强？

　　宋代的“五合”，也就是半升，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三百毫升。倘若按今日酒精度算，苏轼这五合酒，不过是大半瓶啤酒，或者是几两黄酒而已。倘若是大一点的杯子，也就只能倒一杯。如此低度数的一杯酒，你肯定想不到，苏轼却能喝上一整天——抿一口，看江水滔滔；再抿一口，叹人生渺渺；再再抿一口——貌似有点晕了……

　　你肯定会产生疑问——难道那个“把酒问青天”的大文豪，酒量其实不咋地？事实上还真是的。苏轼在《书东皋子传后》中就明确透露过自己的酒量：“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若按此描述，苏轼的酒量确实很普通。但他随即又强调自己“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显然他更享受饮酒的闲适心境，而非拼量。

　　作为一代文豪，参加宴会自然免不了有人劝酒，既然酒量这么差，岂不是经常喝高？然而并不是，苏轼自有对策。传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某次赴宴，当地官员刻意灌酒，他佯装大醉，以酒漱口后吐入泥土中，笑称：“我饮半升，漱泥半升，共得一斗矣！”巧妙化解劝酒压力，既保全礼节，又暗讽官场虚浮之风。

　　相对于宴会，苏轼似乎更喜欢三五知己小坐，或者独饮。秉持喝好不喝倒的微醺哲学，这三百毫升的酒，是酒入愁肠，化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苍茫，也化作《寒食帖》的苍凉。苏轼偶尔也会大醉。如元丰五年（1082年），有一天他醉而复醒，醒了又饮，回到临皋亭已是深夜，家童酣睡不醒，他倚杖听江声，写下《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此词既写醉态，又抒超然物外之思，成为千古名篇。

　　苏轼酒量不大，旁人醉酒失态，他醉酒却得诗。元丰元年（1078年），诗会过后的苏轼结伴游黄茅冈登云龙山，半醉的他踉跄登山，几次险些跌倒，索性瘫卧巨石，望白云苍狗，吟出：“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熙宁五年，他在杭州望湖楼，醉意大发后挥毫泼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苏轼自称“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他虽不能喝酒，却很爱酒，还总嫌市酒寡淡。被贬惠州时，他听闻岭南无酒禁，百姓皆自酿果酒，大喜过望。他学当地人用药材等酿“罗浮春”酒，写诗自夸：“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这位“酿酒大师”，还和西蜀道士杨世昌学做蜜酒，并写下一首《蜜酒歌》：“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但他酿酒也有很多次失败的经历，留下了“黑暗料理”的趣谈，也难怪连林语堂评价他是“造酒试验家”。

　　对苏轼来说，酒是他的诗意，是他的乐趣，更是他的初心。绍圣元年（1094年），59岁的苏东坡再贬惠州。某夜宴饮，故友王定国遣歌妓柔奴相伴，他醉问柔奴：“广南风土， 应是不好？”柔奴浅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言大恸，挥笔写下《定风波》，将这句醉话炼成中国文人精神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苏轼一生酒诗多篇，却从未将才情归功于酒。他说：“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气拂拂从十指中出也。”看似醉笔淋漓，实则清醒自知。晚年他更立《节饮食说》，规定每顿饭不过一杯。公元1101年，常州小舟上，弥留的苏东坡喃喃道：“着力即差。”这位持杯问天的大文人，最终参透了酒的禅机。

　　李白举杯邀明月，饮酒如吞海，而苏轼倚杖听江声，饮一盏便醉。今日世人多羡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迈，却少有人见苏东坡“一杯酒喝一天”的深邃——真正的创作从不依赖酒精，而是源于对生活的炽热凝视。

　　苏轼的酒量一般，但这并不妨碍他将酒升华为一种生活美学——通过小酌，激发诗情、结交知己、体悟人生。他的魅力更不在酒量，而在于借酒展现的豁达境界——正如他在《和陶饮酒诗》中所言：“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对于苏轼，酒不是才情的催化剂，而是舟——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破浪而行的舟。“一杯酒喝一天”，恰恰反映了其精神世界的丰富性：酒不在多，有境则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