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弄堂的晨曦里，斑驳的墙壁见证着岁月的更迭，空气中混杂着淡淡的书香与旧木家具的气息。有人在街角弹着吉他，有人在阳台上晾晒衣物，而在某个静谧的房间里，一位年幼的女孩正凝神聆听父亲的钢琴演奏，母亲低声吟诵昆曲，音韵悠长，仿佛诉说着前尘旧梦。

她的父亲是泰国归侨，母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家中藏书如山，艺术的氛围在她的童年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八岁时，她便开始学习琴棋书画，十四岁考入上海话剧团朗诵班。然而，就在人生的画卷徐徐展开之际，她却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匆匆迈进工厂的大门。

嘈杂的车间里，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她的双手沾满机油，但心中依旧存有一抹不灭的光亮。午休时分，别人三五成群闲聊嬉戏，她却对着一面锈迹斑斑的镜子反复练习台词，眼神专注，仿佛整个世界都已消失不见。工友们笑称她是“车间里的杜丽娘”，她却不以为意，只在心底默默发誓：总有一天，她要站上真正的舞台。

197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上海业余话剧团招生，她站在台上，眼神犀利，声线坚定地念出《红色娘子军》中的独白，评委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人轻声感叹：“这姑娘眼里有刀光。”

第二年，她正式成为空政话剧团的一员，身上那件军装取代了工装，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很快，她在话剧《他们在相爱》中饰演35岁的知识女性苏毅。彼时，她不过21岁，却将一个中年女性的忧郁与坚韧刻画得淋漓尽致。导演钱江直呼：“这丫头能把皱纹演进骨头里！”电影上映后，观众为她的演技所折服，甚至有人说：“这姑娘的眼泪能砸穿银幕。”

1983年，《蹉跎岁月》横空出世，她饰演的知青杜见春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独自前往云南深山，吃着生红薯，翻阅厚厚的知青日记，写下满页的批注：“绝望不是哭喊，是沉默。”她的坚持换来了观众的认可，金鹰奖颁奖夜，她站在舞台中央，手握奖杯，眼眶微红：“舞台是我的命，丢了命，我什么都不是。”

事业蒸蒸日上时，她迎来了爱情。25岁那年，她拉着工程师男友冲进民政局，匆匆领证：“结婚吧，我赶着进组。”婚后的日子里，丈夫总是抱怨她像风一样留不住。拍摄《电梯上》时，哈尔滨零下30度的严寒冻裂了她的指尖，她咬牙坚持，甚至在父亲病重之际仍在片场一遍遍揣摩角色。丈夫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第七封信里只剩下寥寥几字：“爸咳血住院，确诊肺癌晚期。”

她攥着电报在锅炉房痛哭，导演推门进来时，她迅速抹去眼泪，声音沙哑却坚定：“第42场戏的词我改了两处，现在就能拍。”

她连夜在冰封的松花江边踱步，天刚亮便拨通长途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丈夫的声音，而是殡仪馆的哀乐。丈夫低沉地说：“爸今早走了，遗言让你好好演戏。”她紧紧咬住嘴唇，寒风混着血腥味灌进喉咙，最终她只挤出一句：“戏拍完……我就回来。”

《最后的贵族》远赴美国取景，丈夫却带着离婚协议飞到了旧金山的酒店房间。他指着纸上的“生育条款”冷笑：“你连孩子都不肯生，还算什么女人？”她沉默片刻，拿起钢笔，签下名字，笔尖划破纸张：“舞台不会问我几岁当妈。”

从此，她的书架上并列摆放着离婚证和金鹰奖杯。她笑称：“人生的对称美学。”

如今，岁月染白了她的鬓发，她仍然住在空政话剧团的老宿舍。每天清晨，她泡上一杯搪瓷杯里的热茶，对着镜子练习《雷雨》的台词：“繁漪的疯，是憋出来的清醒。”

有人问她：“66岁了，不孤独吗？”她淡然一笑，指着案桌上的话剧台词本：“我和角色谈恋爱，比和人长久。”

去年，她在话剧《苍穹之恋》的谢幕夜里，即兴加了一句台词：“人生这场戏，独角才尽兴。”舞台灯光洒下，照在她的银发上，映出粼粼光辉。

北京护城河畔，她常独自漫步。秋风吹起落叶，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空中，她微微驻足，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