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对于华夏文化共同体的总体认识以及对于各文化区域不同文化特色的认识，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当时人的乡土意识，也是我们在认识秦汉社会文化时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对于所谓乡土意识，有的学者认为，所研究的主体，应当是“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包括有组织的民间集团和无组织的人民大众”。“乡里民众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等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在文化贫困的群体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同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相比，它缺乏理性思维的机能，对于人生、历史和社会，表现出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然而，乡里民众的社会心理是依靠丰富的生产、生活和阶级斗争经验而直接产生的，与人们的共同的生存条件息息相通，因而又是支配着人们日常言行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它作为一种被人们引为同调的深层心理力量，将分散的乡里大众联系在一起。”（程歉：《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乡土意识”，是指当时人对于自己家族与自己本人出生与生活的家乡故土的特殊的心理、特殊的观念、特殊的感情。所研究的主体对象，并不仅限于所谓“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以及所谓“文化贫困的群体”，而涉及较广阔的社会层面，关心与注目的对象，自然也包括所谓“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

    在秦汉时期，人们在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中，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乡土意识。

    项羽是“万人敌”的英雄，虽出身名将之门，又有离乡“避仇”的经历，然而他对于“故乡”的观念，却似乎较一般农人的乡土意识并没有什么超越，仍表现出狭隘偏执的心理倾向。《史记·项羽本纪》记述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有人建议说，关中有山河四塞围护，土地肥饶，在这里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看到秦宫室已经焚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比穿着锦绣衣裳在夜里行走，谁会看得到呢！建议者有“楚人沐猴而冠”的批评，竟被项羽杀害。

    所谓“心怀思欲东归”，反映了乡土意识的浓烈与沉郁。这种意识竟然影响了项羽军事集团的战略决策，以致曾经成为天下霸王的一代英豪最终归于覆灭。

    垓下战役，刘邦军与项羽军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大惊，以为“汉皆已得楚”。随后夜起，饮帐中。“悲歌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四面楚歌，致使项羽意气沮丧，而“左右皆泣”，说明全军的斗志都已受到影响。项羽时又“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据说，“歌数阕，美人和之”。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意气尽”，可能是全军士气凋丧的写照。在当时乡土意识的作用下，故土已陷导致的心理打击，竟然可以使曾经屡战屡胜的项羽军将士军心沮败。

    事实上，项羽最终拒绝乌江亭长单舟“急渡”的建议，执意不肯过江东，所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悲剧人生的最后结局，也与乡土意识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作为项羽敌对一方的刘邦军事集团，在被迫南下汉中时，也多见因思乡而逃亡东归者。《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刘邦自己也说：“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汉《铙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其中抒发旅人思归的凄切愁绪：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深，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陈直先生分析说：“此篇疑描写汉高祖都南郑时军士思归之情，属于军乐类。”又说：“楚汉战争时，高祖所用，多丰沛子弟，久战思归，见于《汉书·韩信传》。其时都于南郑，属于巴蜀地区，故歌曲以巫山为代表，与淮水互相对照。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皆与此诗可以互证。此歌虽未必即为西汉初作品，至迟亦在西汉中期。”（陈直：《汉铙歌十八曲新解》，载《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

    陈直先生所说《汉书·韩信传》的有关记载，与《史记·淮阴侯列传》同。韩信拜贺刘邦语，《史记》有所谓“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汉书》写作“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陈直先生在《史记新证》中也特别指出：“汉《铙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盖描写汉高祖在南郑时，兵士思东归之情，与本文正和。”（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关于所谓“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的记载，见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说秦地形势优越，建议入关而都之。“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而未能决。”高帝群臣“皆山东人”，其狭隘的乡土意识险些影响到确定国家政治重心的战略大计，幸得有思想较阔达的政治家张良支持娄敬的正确主张，于是终于排除众议，确定定都关中：“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了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回归故里的故事，其乡土情感之殷切，在司马迁笔下有生动的表现。司马迁写道：高祖还归，经过沛地（今江苏沛县）时留居。置酒于沛宫，召集故人父老子弟纵酒，组织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又对沛父兄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刘邦还乡时酒酣击筑，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的情节，以及所作《大风歌》中对于“海内”“四方”与“故乡”的情感发抒，可以发人深思。

    “衣绣夜行”的说法，又见于《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阆中人范目，为募发赛人，参与定秦之役。秦地既定，先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侯，而责人欲归。刘邦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于是改封为阆中慈乡侯。又《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汉武帝拜吴人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又如《后汉书·景丹传》记载，冯翊栎阳人景丹，建武二年，定封为栎阳侯。汉光武帝对他说：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所以以此封卿。两汉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已经成为通行习用语，而项羽虽然因此获“楚人沐猴而冠”之讥，此语仍然出自汉高祖、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样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而且似乎并无轻忽调侃之意。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意识。

    迁徙，是秦汉时期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空间急剧转换的一种形式，一般都以为是极严重的苦难。秦汉时期，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有学者指出：“在这五个世纪间的移民数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并对此后的人口分布和迁移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发性移民的存在，“是因为一方面，法律并不一定能得到严格的执行，特别是在社会秩序不正常，朝廷控制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如汉初关东诸侯招诱逃亡，与朝廷争夺民户；西汉中期以后、东汉大部分时期和三国时期出现大批流民，豪强将破产农民据为己有”。而政府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组织的移民，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存在，即：“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政权的巩固，也需要组织和强制推行移民，将某种类型和一定数量的人口迁到规定的地区，如秦和西汉时的实关中，自秦至东汉都在进行的移民边疆，三国时各国掳掠对方人口，对战俘和罪犯的强制迁移等。”（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汉书·晁错传》记载，汉文帝时策划往北方边地大规模移民，在讨论新经济区的建设规划时，晁错说到妥善安置移民的措施，其中指出，政府移民政策要取得成功，要点是应当完善诸种安置措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就是说，首先要创造极其优厚方便的生产生活条件，才可以使百姓克服眷恋乡土的传统意识。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就初陵（元帝陵）不置县邑颁布诏书，也说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而强制移民，“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废除此制则可以“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当时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民众意识的。

    秦汉时期，民间乡土意识的社会文化表象，还突出体现于出行者思乡怀土的情感记录。

    尽管“安土重居”是一般人的心理定式，但是，汉代仍然有许多探险荒外、立功绝域的英雄。张骞之“博望”，班超之“定远”，都反映了这一不宜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郦炎《见志》其一写道：“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修翼远趾，大道长夷，超迈绝尘，志在千里，和许多行旅诗一样，借出行以比喻人生，体现了面对艰苦生涯的一种奋斗精神。曹操所谓“举翅万余里”“神人共远游”，曹植所谓“丈夫志四海，万里若比邻”，以及“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经迥漠，出幽墟，入乎泱，之野”等，也都借远行为喻，用浪漫笔法展抒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超野”而“远游”，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开阔宏达的区域文化观的呈示。这其实是几乎可以作为文化考古断代标尺的一种超迈其他许多历史时代的精神现象，是在秦汉时期这一中国文化史中放出特殊光辉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存。

    最为突出的例子，应当说是马援的“马革裹尸”壮语。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马援本人的军事实践，也确实以“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著名。所谓“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的事迹，尤其感人。

    东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少时家贫，常为官府抄录文书以供养，久劳苦。一次，辍业投笔，感叹道：大丈夫没有其他的志略，也应当仿效张骞等人立功异域，以取封侯，难道能够长期在笔砚间消磨生命吗？胸怀“当封侯万里之外”之志。后来果然出击匈奴，又使西域，平定五十余国，以功封定远侯。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的使团抵达安息西境，虽然未到大秦即折返，但是也创造了政府正式代表进行外交活动西行远国的历史记录。班超在西域从事外交、军事活动三十一年，宽简为政，团结吏士，人心向附，威望甚高，他以艰苦的人生实践，推进了汉文化在西北方向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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