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前期，皇族的男人们被养成正反两面性格，或者极为刚猛，或者极为懦弱。刚猛的代表是李世民；李隆基的叔父李显一生受困于女人，死时也是；父亲李旦则缩在母亲和姐姐的阴影下生活，一生中最勇气之事，就是将皇位交给李隆基。

　　以非嫡长子的“三郎”身份登上皇位，李隆基深知，他缺少皇位继承权中的某些法理性，他推出了王宅制度，即将皇亲贵族们圈在固定的住所，这样能最大程度杜绝地方官员和将领与其他李姓皇族联系。这看似聪明的制度，让唐朝中晚期的皇族们成为待宰的羔羊：困在宅院里的公主，需要行贿太监才能出嫁；897年，集中居住的11位亲王被节度使韩建诛杀，临死前只有哀嚎。

　　农业时代中的盛世，必须依靠君王自控般的意识力，方可稳固的，其中，免不了要有“纳谏”的胸怀。

　　李世民的特点是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李隆基在执政的前25年，任用了一堆在人格上小有瑕疵的“贤相”们，似乎是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此时的李隆基没有展现多余的欲望，精力充沛，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正确的意见。他能控制佛教寺庙数量（寺庙可以占据大量土地，又可以收容不交纳租役之人），让国家的经济在放松管制的方式中慢慢恢复活力；又能任用宇文融改变宽松的户籍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在放松与管制、放纵与律己之间，李隆基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也许，李隆基完美的平衡力，这才是并不稳固的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

　　李隆基有出色的沟通能力，并有现代政治家的风采：710年为了推翻韦后的唐隆政变中，政变军主角之一、皇家林苑主管钟绍京临阵退缩，后在妻子的劝说下才与李隆基见面，李隆基握住钟绍京的手坐下，一言不发，随后钟绍京率园丁两百人，与李隆基杀入玄武门；又有714年，弟弟李隆业生病，李隆基亲自为王弟煮药，竟让炉火烧掉了胡须。

　　此类人情味与风度，后世的袁世凯也做过，有表演成分。我们看一下李隆基完美的平衡力。716年初，李隆基玩性颇大，派出宦官去江南寻找鹈鹕养在皇宫捕鱼玩，汴州刺史倪若水提出抗议，认为“农忙时节，扰乱民生，且鹈鹕吃的比普通人还要好，难道鸟比人命还要重要？”

　　李隆基亲自向倪若水道歉，接着河南出现蝗灾，倪若水建议“蝗灾是天灾，身处高位的人不断提高德道水准，蝗虫自然会消失”。宰相姚崇则要求必须捕杀蝗虫。李隆基委派使者，调查州县捕杀蝗虫的懒勤程度。正是有李隆基对姚崇捕蝗令的支持，那一年的蝗灾才得到控制，没有出现大饥荒。

　　这就是完美平衡力的展现，让李隆基能认清现实。716年的放鹈鹕与捕蝗虫，证明了李隆基有对声色犬马的爱好，但能听得进意见并修正错误；同时，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知道复古的儒教系统，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样的事例发生在734年，贤相之一的张九龄建议允许私人铸钱，极可能是缺少经济经验又急欲超越善于敛财宇文融的张九龄一次巨大的赌博，结果，引来无数反对之声。反对理由中，刘秩的理由最为充分：“准许私人铸钱，只不过是富人的事。穷人会更穷，财产落于富人手中后，会更加放纵。”时年59岁的李隆基依然有精准的判断，驳回了张九龄的建议。

　　有人认为李隆基的昏聩应该是从737年62岁开始，那一年，李隆基杀掉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杀三名皇子的不是武惠妃与时任宰相的李林甫，是李隆基觉得三个儿子势力过于强大，威胁到自己。正如此，李隆基从未为杀子一事后悔过，也未将武惠妃之子封为太子；汉武帝刘彻在巫蛊事件后，曾有痛彻心扉的领悟，李隆基事后唯一烦恼的是，他死了三个儿子，不知道该怎么立下一位太子（不愿意立年长的儿子，因为这样对自己有威胁，后在高力士的建议下妥协）。

　　这个心理变化，打破了李隆基的平衡力，最终产生了范阳兵变。李林甫与杨国忠，都是李隆基的保卫者，他们不会威胁到李隆基；再把自己儿子和皇族当作假想敌后，小丑般的安禄山也变得可爱了，因为“安禄山眼中没有太子，只有李隆基”。

　　所以，李林甫在735年担任宰相，并不是唐王朝走向衰退的开始。李林甫最大的问题，他将唐王朝的军事弱点彻底暴露。

　　722年，时任宰相张说在李隆基的安排下，将从北周延沿下来的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府兵如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需要自备干粮和衣服参加部队，作为补偿或者某种身份的象征，免去其每年上交的两石粮食以及绢绵等物，但府兵家人并无免交特权。到了八世纪初，府兵制下的士兵，形同奴隶，不仅随身财物要交给长官，甚至需要无条件地为服役地的长官免费工作；于是大量青年逃服兵役，户口消亡。

　　张说改兵制的原因，是在青年逃服兵役下产生的户口消失、地主势力做大，以及强盗增多。但招募而来的士兵，多半依附于地方势力。

　　李林甫为了断绝文官成为宰相，他决定提拔边关武将担任宰相，牛仙客以河西节度使担任宰相。牛仙客死后，李林甫仍然认为，士族后代担任宰相，将威胁到他，于是，李林甫决定使用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关武将，即使提拔为宰相，这种将领只能依限于他。

　　至此，唐朝未来的藩镇之乱，已经无法回头。高仙芝、哥舒瀚乃至安禄山终于坐大。即使安禄山不反，又有谁能保证，后来的边境将领中不出叛将？至于所谓逼反安禄山的杨国忠，不过是一个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的三流蠢货，他还没有逼反别人的能力。

　　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渔阳鼙鼓动地来”，改变中国历史的范阳兵变，无法避免地出现了。

　　在过去的将近二十年间，李隆基失去了平衡力和自控力，某种恐惧让他莫名排斥一些东西，又莫名地对李林甫杨国忠与安禄山无条件相信：李隆基确认，这些人与他是一体的；在对生命衰老和时间流逝的恐惧中，李隆基明白，只有这些人才能护卫他。

　　显然，李隆基错了。

　　柏杨先生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52集，以《范阳兵变》为书名，描述了公元745年至759年的历史故事，当然，李隆基的故事，必须从710年开始阅读，那时的三郎英明神武，看起来近乎完美。

　　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