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三国演义》满足了作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诸多条件，这是《隋唐演义》、《明英烈传》等作品所不具备的。

为什么说《三国演义》的优秀，是历史的因缘际会？因为从文学史来看，传统的通俗历史演义小说，基本是以正统王朝的发展时间线为脉络的，然后借王朝更替的主线铺设各种辅线，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故事。同时，基于大众对于大团圆结局的喜爱，历史演义一般都是以最终的胜利者作为主角来书写。

这样的故事虽然好看，但是就其文学性而言，还是会差一些。这不是说那些“成功者”的故事就不值得写，而是相比于成功者，在文学审美上，面向“失败者”的“悲剧美学”天然就具有更高的地位。

就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一个在美学意义上构成“悲剧”的事件，需要包含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一是人物在经过各种努力后，未能达成自己的目标；二是人物需要是一个“好人”，其在事件中需要有正向的道德教益。将此简单总结，就是“一个好人遭遇不幸”。

而《三国演义》的成功，就在于把握住了这一点。

当然，这不是罗贯中自己的功劳，而是从两汉以后，三国的叙事中一直都存在着两股线。大多数情况下，在王朝的更迭中，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可以在道统与法统上实现统一——即新的王朝建立在对旧王朝吊民伐罪的基础上，并最终成功。但三国是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他特殊就特殊在这一时期，道统与法统分离了。

在三国中，魏国代表的是“法统”，简单理解就是魏国建国的“手续”是最完整的，而蜀汉代表的是“法统”，也就是符合“道理”的。那在一个合法、一个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探讨的东西就变得非常多。

在这个基础上，占有“道统”的蜀汉，偏偏还“全是好人”。

中国古代没有类似西方的悲剧文学理论，但也有一套自己点评作品的方法。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代表了“仁”、诸葛亮代表了“智”与“忠”、关羽代表了“义”，全都是当时社会乃至于今天中国人都认可的正面道德。

因此，从三国之后，三国故事中关于蜀汉阵营的故事流传度是最高的。在民间，关于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故事始终流传，关羽甚至成为了神；在文人中，对刘备、诸葛亮也推崇备至；在朝堂，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

从三国故事的流传来看，这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失败的政治集团比成功的政治集团传播度更广的情况。

基于这个情况，也决定了《三国演义》如果要写的话，基本只能以蜀汉集团作为主角——历史上或许曾经有过以曹魏或者孙权集团为主角的三国历史小说，但能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也正是因为三国的故事流传广泛，所以有关三国题材的素材也就很多，创作者可以择优使用。

我之前举过《短歌行》的例子。在历史上，《短歌行》的创作时间有多种说法，但都不是在赤壁之战前。可苏轼的一句“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直接就把《短歌行》的发表时间定死了——这种观点应该在苏轼之前就存在了。在此以后，曹操是否在赤壁大战前作《短歌行》，那是学究们考证的事情，但在《三国演义》里，曹操必须在大战前横槊赋诗——谁不这么干，谁写的就不好。

由于三国故事的广泛流传，以及历代著名文人贡献的素材，《三国演义》的基础天然就很好，而选择蜀汉集团作为主角的叙事策略，又使得作品本身充满了极强的悲剧特征。因此，《三国演义》不仅相比于《隋唐演义》是好的，对于其他的古典历史演义小说也几乎是独一档的存在，根本找不到可以比肩的对象。

想要更深一点理解《三国演义》的这种写法，也可以换个一个思考方式。比如，在隋末群雄中，窦建德以宽仁著称，其被杀之后百余年，民间仍有祭祀者。假如，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窦建德建立的政权与唐抗衡了五六十年以上，且窦建德有着能与刘备、诸葛亮等人比肩的德行与智力，那么选择窦建德作为主角写《隋唐演义》，或许也会很大程度上提升隋唐故事的质量。

只是，对于普通读者和观众来说，大家其实更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不喜欢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失败或者死亡。具体到《三国演义》来说，大多数人看《三国》的截止点一般有两个：关羽之死和诸葛亮去世。尽管此后，三国之间仍有许多故事，且十分精彩，却已经无法提起大多数人的兴趣。

这也就是今天很多读者谈到《三国演义》乃至三国故事时的共识：如果没有刘备以及诸葛亮、关羽等人，三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常见的乱世而已，甚至你很难说它跟五代十国、五胡十六国有什么本质区别。但因为有了刘备，大汉有了一个体面的结局，也让三国成为所有乱世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存在。

而大众能接受蜀汉集团作为主角，基本也全赖千余年的历史中对蜀汉集团积累起来的好印象。否则，换另一个失败的主角，你看有几个人能接受。

今天，知乎上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如“给诸葛亮十万个奥尼尔”、“给蜀军不限量的汉堡”等会出现什么情况。这背后固然体现的是大家还是希望诸葛亮以及蜀汉能够最终统一三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可从文学的角度说，如果刘备、关羽、诸葛亮不死，最终真的成功了，但故事会因此变得好看吗？反而可能不好看了。

比这还糟的情况，是因为“兴复汉室”，君臣之间会生裂隙。桓温在讲到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时，就说如果刘备、诸葛亮北伐成功，君臣关系未必会一直这么好。这虽是桓温的假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只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很多读者是无法接受一个“憋屈”的结局的。以今天的网文来看，很多写两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以及清穿、民国等题材的时候，大部分创作者选择的都是穿过回去之后改变历史结局，这样看着才爽。现实也证明，这种写法的市场表现很好，读者也更欢迎这种改变历史的写法。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历史网文在艺术层面的上限也就此锁死了——“好人为什么会死”给人带来的思考，要比“好人成功了”这类故事高得多的多。

当然，关于悲剧美学的感受，这需要一定的教育与审美训练，并不是说中国古人写不出来。比如在《史记》里，《项羽列传》、《刺客列传》等受到的极高赞誉，也是因为这些故事背后的悲剧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所谓“倜傥非常之人”，可以是失败的君主，可以是游侠，可以是刺客，甚至可以是倡优。由于《史记》是一部私人史，因此司马迁不必过于顾虑“正史”的要求，如果按照后世史书的标准，荆轲、聂政这些人几乎是不可能在正史里单独列传的——这也恰恰是《史记》为什么也被文学领域视为名著的原因之一。

但《史记》面向的读者还是偏于精英的，而《三国演义》是面向大众的。这里还需要特别一说的是，《三国演义》的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从这个名字中也可以看出来，作者是以《三国志》的记载为底本进行创作的，整个《三国演义》的故事也是七分实、三分虚的写法，且从《三国演义》的故事中，也能看出作者本身具有比较高的历史素养和文学素养。

可能因为《三国演义》的语言是带一点文言的白话，并不难懂，所以很多读者往往忽略了《三国演义》语言的精炼与准确，但如果你仔细品味的话，是能感受到作者的笔力的。如“温酒斩华雄”一段：

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仔细品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说精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里面，每个人只用一句话就很好的展现出了自己的性格，且从不同的侧面烘托出了关羽的英雄与曹操的见识，删掉任何一句话都会有些不足。

再拿《隋唐演义》作对比：

叔宝坐在草铺上，将两条锏横在自己膝上，上面有些铜青了。他这锏原不是纯金的，原是熟铜流金在上面。从祖秦旭传父秦彝，传到他已经三世了。挂在鞍旁，那锏楞上的金都磨去了，只是槽凹里有些金气。放在草铺上，地湿发了铜青。叔宝自觉没有看相，只得拿一把穰草，将铜青擦去；耀目争光。王小二只道上边有多少金子，朦着眼道：“秦爷，这个锏不要卖。”叔宝道：“为何不要卖？”小二道：“我这潞州有个隆茂号当铺，专当人什么短脚货。秦爷将这锏抵当几两银子，买些柴米，将高就低，我伏事你老人家。待平阳府樊爷来到，加些利钱，赎去就是了。”叔宝也舍不得两条金锏卖与他人，情愿去当，回答小二道：“你的所见，正合我意，同去当了罢！”

这里不讲语言风格的问题，仅说叙事的信息密度，《隋唐》是远不如《三国演义》的——这当然也跟《隋唐》就是民间话本直接整理编纂有关。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三国演义》这样面向大众的历史演义作品能够被创作出来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不是此前千余年时间里，大众对于刘备、诸葛亮等积累的好印象和无数人的创作，按照通俗演义小说的创作逻辑，《三国演义》大概率还是要以魏晋为主角的。

那样，也没办法保证《三国演义》会好于《隋唐演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