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四周为何有如此大量密集的寺庙和神社？

更新于：2025-04-18 17:19:21

就本质上说，自佛教传入日本起，贵族便习惯在政治中心周边兴建寺社，寺社不仅仅是贵族精神上的无缘所，更是「镇护国家」的场所，这便是何谓日本的寺社的一个简单答案。飞鸟到奈良时代时，律令国家日本的政治中心奈良盆地就集中了众多寺社。今天的奈良公园里的东大寺前身就是奈良时代大和国的国分寺金光明寺，又以圣武天皇期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而闻名，可谓是当时律令国家的佛教礼仪核心地之一。在平城京周边，大安寺、元兴寺、药师寺、兴福寺、东大寺、西大寺、法隆寺并称为（南都）七大寺，藤原氏的家社春日大社也在若草山下东大寺对侧。到了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以后，平安京周边也就兴建起了大量的寺社，形成了「南都北岭」的寺社权门布局。奈良的南都六宗为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和华严宗，平安时代最澄和空海发展的天台、真言二宗（北二宗）出现起，日本佛教权力格局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与王朝国家一体化的「显密体制」被明确化，寺社成为「权门」之一，这成为中世日本佛教最显著的特征。从真言宗的东寺（嵯峨天皇下赐空海之寺）到鸭川东岸诸寺社的兴起，再到室町期兴起的「五山」禅宗寺院，背后是随着权力核心转移而变化的京都寺社权门发展脉络。

●「再造天竺」：白河·东山的寺社空间营造

平安京在创立之初只有嵯峨天皇下赐空海的东寺，朝臣们仍是习惯前往南都诸寺社进行参寺。平安时代的北二宗（天台·真言）以最澄的天台山（比叡山）延历寺和空海的高野山金刚峰寺为两大丛林，而空海的真言宗除了更偏远的高野山，比起比叡山占的优势就是拥有平安京最初的寺院东寺，以及在右京的嵯峨建立了皇室门迹寺院大觉寺。9世纪时，平安京除了洛中的东寺，就是洛外伏见的清水寺、醍醐寺与分别坐落于平安京南北的贺茂神社伏见稻荷大社等寺社，尚无比较集中的寺社空间。而奈良仍是「佛教的都城」，「南都七大寺」仍然是平安京的朝臣贵族们参诣的中心。

随着院政期白河院以法胜寺营造开始对白河地区的开发，白河·东山区域逐渐成为了京都的寺社集中区。在白河院的院政权力下，结合了密教两界曼荼罗理念再造「天竺」的构想、彰显中世王权而打造了以法胜寺八角九重塔为标志的一系列寺社城市景观，这也是当时从东国出发上洛时能够第一时间欣赏到的地标。可以说，法胜寺是院权「天下」的象征。除了法胜寺，还有其他五座以「胜」字为结尾的寺院与法胜寺一同被建造，号称「六胜寺」，这里便是白河院期望的「佛土」。白河在作为天皇时（1081年），也确立了近畿二十二社。上七社里近京都的就包括人们熟知的上下贺茂神社（下贺茂下鸭神社也是森见登美彦作品中常出现的下鸭旧书市所在）、松尾大社、平野神社、伏见稻荷大社，规范了畿内的神社分布规模。除院政期的白河院之外，自平安末期开始，白河·东山的寺社营造接连不断进行着，例如后白河院所建的莲华王院三十三间堂、源赖家所建的建仁寺、九条道家所建的东福寺、镰仓后期龟山院所建的南禅寺及公家权门下的大大小小诸门迹寺院共同构成了白河、东山的寺社空间，平安京的东部在院政期逐渐有了一种「佛都」的规模。作为寺社权门势力所在地的白河地区的发展，也是城市越过鸭川向东扩张京都的契机。正是在鸭川的开发下，才会有「三不如意」之「贺茂川水」，另一不如意「山法师」则是白河院无力掌控的比叡山延历寺众，这两不如意都与「双陆的游戏」一样不可掌控。美川圭则指出，这「三不如意」正说明了白河院的权力除了这三大无法掌控的因素外已经到达了顶峰。白河地区也在寺社开发下成为横跨平安京和东国的交通、作为流通的重要据点，因此发展成为京都的新城市区。如桃崎有一郎指出的那样：当院政时代的政治中心从「平安京」移动到白河-鸟羽的时候，古代的都市「平安京」就结束了，中世的都市「京都」诞生了。

●五山诞生：中世京都的禅林政治风土

中世日本的佛教主流是「显密体制」构造，但禅宗系也在镰仓·室町期的发展下得以体制化。京都的禅宗发展之始缘起于源赖家迎请日本的「禅宗之祖」入宋僧荣西，并在六波罗北侧建立了以年号取名建仁寺，是京都禅寺的开始。横内裕人指出，南宋禅（临济·曹洞）不是由异端僧人，而是由显密体制的学僧传入的，平氏·后白河政权通过直接引导南宋佛教，谋求王权与禅宗的结合，这是当时显密体制面对的一种危机。在镰仓后期，由龟山院离宫改建的京都南禅寺以其特殊身份成为了超越一切法系宗派的日本禅宗顶流，南禅寺住持也就拥有禅林中最高的地位。在南禅寺之下，就是模仿宋制五山十刹制度的禅林制度化。镰仓幕府模仿宋制，初步建立了镰仓五山禅林制度。到了室町期，京都五山禅林（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也正式形成。南禅寺获得的是「五山之上」的地位，京都和镰仓五山的顺序则被确定为天龙寺、建长寺第一，相国寺、圆觉寺第二，建仁寺、寿福寺第三，东福寺、净智寺第四，万寿寺、净妙寺第五，成为后世五山顺位的标准。在五山之下，又确立了十刹，包括「准十刹」在内的寺院数量也不断增加，十刹之下又设诸山，有超过二百座禅院被授予了官方寺院的地位。

中世日本的临济禅引进的不仅仅是作为宗派的禅宗，还有南宋禅宗的教团模式。禅僧通过与诸权门的积极协作来达到目的，仿效了在皇帝专制下与士大夫社会携手共进的南宋佛教教团。五山禅林通过情报收集能力和文书处理能力支撑着室町幕府的外交，也在在金融和庄园经营方面作为室町殿的协力者。伊藤正敏指出，中世寺院发挥着社会知识中心的作用。前言的密教北二宗比叡山延历寺和高野山金刚峰寺这种大寺院就汇集了金工与服饰等手工业、建筑与土木，甚至是运输与金融等经济活动方面的人才，是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中心，也由此产生了强大的寺社权门。在作为社会复合技术中心这一点上，五山禅林也不遑多让。京都的嵯峨·岚山地区在室町期成为禅宗兴隆之地，洛中亦兴起了许多禅林。足利义满的政治中心北山鹿苑，也在其往生以后转为著名的金阁寺而闻名于世。曾经在后醍醐建武新政期成为「五山」之一、一直由天皇任命住持但在义满期被降为十刹的洛北大德寺，也具备着与受足利将军家庇护的五山足以平分秋色的性格。五山与大德寺曾经同时主持着三好长庆葬礼，但受三好氏保护、天皇任命为住持的京都大德寺与足利将军庇护的五山形成了对峙关系，大德寺同时具备三好氏寺社的性格，三好氏也试图在礼仪上通过大德寺与足利五山进行变革化的挑战。三好义继也向以足利家为顶点的武家社会继续发出了挑战。

彼时，能够影响室町殿政治最大的莫过于梦窗派。以作为足利尊氏·直义兄弟的政治顾问活跃的梦窗疏石为中心，开创了被称为五山禅宗的一大宗教势力。室町期的京都涌现了许多新寺社，如室町幕府草创期建立的足利将军家的菩提寺等持院，可谓洛中禅刹之嚆矢。以吊抚后醍醐怨灵为目的建造的天龙寺目的其实还在于建成南禅寺和东福寺所不能成就的「王臣」和「公武」双方崇敬的禅刹，即国家寺院，并通过光严上皇的预定临幸提前加以确认，可见幕府北朝在创建天龙寺时的意图，但禅宗的兴隆这也导致了比叡山延历寺、奈良兴福寺为首的南都北岭的危机感和反感，以至于引发了又一次强诉。天龙寺落成后原是梦窗派的据点，但境内也存在后醍醐（多宝院）和光严（金刚院）的塔所，从创建的经纬来看，与将军家的关系意义上也有距离。另一方面，已经受梦窗派影响的将军家菩提寺的等持院和等持寺，规模上却还不如中小寺院。因此，京都御苑北部相国寺的兴建对于梦窗派来说独占将军家的联系、在五山禅宗界确立卓越地位的盛举。白河的法胜寺曾经是院权「天下」的象征。法胜寺九重塔在康永元年因火灾而烧毁时，一时引发了对仏法与王法、京都朝廷与武家能否维持下去的担忧，因为白河院以来的中世日本「天下」象征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足利义满建造相国寺七重大塔便是一种对「天下」的恢复和对室町王权的彰显。同时，在南北朝战乱中许多中断的祭祀仪式也被逐渐恢复，仪式和巨大的建筑物是配套的，都是京都王权的象征。

●「寺之内」与「寺町」：城市重建中的洛中寺社新空间

前面提到的白河·东山地区和嵯峨·岚山地区诸寺社，都是在中世京都的城市开发中所产生的寺社空间。而随着南北朝后中世京都的战后重建以及应仁之乱以后京都的再一次战后重建，许多中小寺社也在洛中落地生根。例如建于1415年而多次被烧毁的本能寺便属于「洛中法华二十一寺」之一，但「天文法华之乱」后洛中的法华宗寺院只余15寺重建再兴。此外，净土系的寺院也在近世初期在京都得到了复兴，例如始建于东山而于1591年在七条重建的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及脱胎于大谷派独立的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学寮在近代发展为京都龙谷大学，京都市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佛教系大学。西本愿寺的京都再建与丰臣秀吉的京都重建计划密切相关。在秀吉的规划下，京都大寺院被配置在京都南部或北部，本愿寺被从大坂天满迁至京都南部，京都北部修建了被称作「寺之内」集中日莲宗大寺院的地区，中小寺院被集中于「寺町」，江户时代在火灾下有不少选择搬至东山，更丰富了东山的寺社分布，因而今天的白河·东山区域看起来仍是京都寺社最集中的地区。

「寺之内」、「京都本愿寺」和「寺町」都是丰臣公仪下与京都的都市改造同步进行的宗教统制。一向宗和法华宗曾经都是能够发动大型一揆的寺社势力，本愿寺曾经还打造了石山本愿寺这样作为丰臣大坂城前身的巨大要塞。京都北部聚乐第附近的「寺之内」成为丰臣公仪安置法华宗的区域，南部则成为安置一向宗的区域。再到德川公仪时代的东本愿寺分立，这一战国期强大的寺社势力终于在「入洛」以后成为七条通上相映着的风景。曾经在京都七条通宿泊时路过西本愿寺及兴正寺，沿着七条通走下去就是东本愿寺。事实上西本愿寺才是真正的本愿寺派，兴正寺和东本愿寺分别是净土真宗的兴正寺派和大谷派。这一区域在近世到近代成为了净土真宗系密集的区域。今天的京都龙谷大学博物馆就坐落于西本愿寺的对面，明治期脱胎于西本愿寺学寮发展的龙谷大学是净土真宗系面对近代实证系科学的学术转型发展。

●小结：「哪里有天子，哪里才足以是佛教的都城」

京都的寺社从一开始的东寺，到白河·东山地区的寺社空间，再到嵯峨·岚山的禅林，再到随着一次次京都的战后重建而在洛中兴起的寺社，呈现的脉络是随着权门转移以及一次次城市格局重构产生的寺社空间发展。正因为京都是中世日本的政治中心，不同的寺社权门也就围绕着京都这个政治舞台展开。元木泰雄曾经指出，平清盛迁都的一个目的便是想脱离因为京都及周边寺社权门的影响，再福原通过所谓「濑户内祭祀圈」再产生自己能够控制的寺社势力。1984年的电影『空海』中，奈良的僧人对于迁都平安京仍自豪地说着「即便天子不在，这里也是佛教的都城」。而最澄回应「不，这里不会是佛教的都城了。」伴随着遣唐学僧最澄与空海所创立的密宗北二宗在平安京周边的发展，日本王朝国家佛教的「显密体制」日趋成熟，白河院对鸭川东岸改造的「再造天竺」理念也与两界曼荼罗世界观强相关。因此，对于奈良僧人的不忿，历史的回应是「哪里有天子，哪里才足以是佛教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