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在历史记载这块，中国确实有睥睨一切的实力，毕竟对于中国这种自古就习惯于把字刻在龟甲、牛骨、石头、竹简上老牌记账仙人而言，他们的史籍略显单薄，这也就导致很多时候外国的历史需要从中国史书中找对应的地方。

其实东亚诸国在史籍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中国和东亚诸国各有各的史书体系，同一件事有互相映照的地方，某个记载如果只出现在中国的某一处可能你会怀疑，但如果再在外国某个地方发现另一个角度的记载就能够印证这个事情，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就像明朝的旧港宣慰司这种让人纠结的东西，居然会在琉球的史料档案里留下记载，谁会想到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世纪的时候中国从周边国家的史书中析出了不少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应该是《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书是吴晗从1930S开始做的一项工作，到60S基本完成，然后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学界研究明清中朝关系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类似于这种基础性工作其实还有一些，比如从越南那边找。

王柏中是博士生导师，从事的也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史、越南史等方向，但这本书的质量吧……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毕竟对于一本连句读和异体字都弄不明白的书，你很难去评判它的价值。也不知道这书是怎么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备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

类似于这种从一个国家的史书中摘抄出另一个国家的史料这事，中国的条件得天独厚，忘了从哪儿听说过一个事是中国从史书中摘抄出了某个中亚国家历史作为礼物送了过去，然后他们的信史直接拉长了好几百年。还有一本《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是跟《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反着来的，有段时间我个人闲着没事仿着这个从《明实录》里摘出来一本《明实录交阯布政司资料辑录》出来。

还有一些书，因为某些原因外国找不着了，结果从中国这儿找到了，比如有一本叫《大越史记》的，是越南陈朝编写的，但这本书丢了，留下来一本叫《越史略》的删节版，是目前越南最古老的史书之一，而这本书是被收录到《四库全书》里的。

不过还有一本就弥足珍贵了，因为它是越南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地方志——永乐《交阯总志》。

明朝很重视地方志的修纂工作，永乐十年官方颁布《修志凡例》十六条，永乐十六年又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作为纂修地方志的体例、原则、格式，所以明代方志数量很可观，有学者统计留下名字的明代方志一共有2892种，可惜流传下来能见到的不足三分之一。永乐五年平灭安南，设交阯布政司，所以当时交阯也按着这个格式修纂了本地的方志。

明宣德四年，杨士奇编订《文渊阁书目》，其中新志“往”字号第三橱，有《交阯通志》《交阯总志》以及交阯交州府等十六个府的府志，有些府因为内容太过单薄所以两个或者三个合在一起，比如《新平顺化升华三府志》一册，还有一本《广威、嘉兴、归化、宣化、演州五州志》，这些书在《明史艺文志》上并没有开列，所以它们很长时间都不被人知道，更可惜的是这些书都没有了——除了《交阯总志》

知道《交阯总志》这本书的中国和越南人几乎都以为这书没有了，可巧，法国人在1932年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弄了本不知道叫什么的越南方志，于是整理出版的时候按着《安南志原》出版的，这也是一本散佚不可见的越南历史上的书籍，也怪不得弄混。

这书直到后来才被中国的学者研究出来，其实这本题为《安南志原》的书是两本，一本是明末清初广西人高熊徵个人编修的《安南志纪要》，另一本则是《交阯总志》。全书严格按照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而来，大概纂修于永乐十七年，有可能是黄福主持编修的，书中大量引用当地府州县的档案报表，所以数据弥足珍贵，甚至还有作战露布、榜文原文，都是目前极难见到的有关交阯的史料。

所以，这是一本从越南找到的中国失传的记载越南的书籍。

广西师范大学曾组织人在2019年去越南河内影印了这本书，可惜目前市面上仍然见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