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在全球范围内大师辈出。物理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种专业领域都有一代大师，甚至是第一代大师。背后则有相互叠加的多个原因：

1. 物理学取得巨大的发展。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大发展更多是内生的。十九世纪逐渐积累的大量物理学发现、数学技术、实验成果，以及由此形成新疑难问题（“两朵乌云”）在二十世纪初得到了爆发式、革命式的发展，并且带动了化学、天文等专业的发展。如此突破性的发展当然产生了一大批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的基础科学领域的大师。

2. 新专业的诞生。许多我们现在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大学学科专业是在20世纪初才逐渐取得大学内的讲座教席和系科建制，最典型的是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这些为专业建立奠定开创之功的研究者形成了更专业细致的研究方法范式和传承有序的学术谱系，自然也拥有了大师声望。作为对比，前学科建制年代的研究者除非在20世纪被再发现，否则就被遗忘；而学科建制固化后的研究者则往往受困于细分的专业学术领域，缺乏更广范围的社会声望。我们常说某某人之所以被奉为民国大师，无非是因为占了一个国内某某大学建校建系之功，通常忽视了这些民国大师的外国老师和同辈在其他国家大多也享受到相似的“红利”。

3. 研究者的跨国流动更频繁。跨国流动是某一学者某一学派突破地域限制，而取得更大声望的重要方式。在二十世纪初，更便捷的交通带来的是研究者更频繁的留学、访学、交流活动。二战前的政治环境又把中欧各个专业的研究者驱赶到英美。悖谬的是，被迫流亡的中欧科学家和思想家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得更广范围的影响力，比如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是，马尔库塞或者卡尔波普尔的学术声望是否得益于他们离开德语世界，进入英美的学术世界。

4. 科学方法和大学建制的全球传播。前面也说到，民国时期大学辈出的原因之一是特定研究者占了国内某大学某专业的建校建系之功。这一大学建立潮并不局限于中国。哪怕是英国和美国也是19世纪后半才逐渐新建起我们熟悉的研究型大学，比起中国建大学的时间并不提前太多。而不断诞生的新专业和更频繁的跨国交流叠加在一起，使得大学、科研院所这样的特定研究机构以及各种新专业和新知识也或快或慢地向日本、印度、埃及、摩洛哥、墨西哥、阿根廷等“边缘”国家传播。其他非欧美发达国家陆续拥有了自己培养的或者留学所得的第一代杰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各个国家自己的社会学之父、人口学之父、或者统计学之父同样也诞生在二十世纪上半。

上面这些因素有些有内在联系，比如物理学的成功使得社会学或者心理学领域的科学主义倾向更强烈，比如材料和技术的发展激发了建筑学的全新范式。还有些偶然性则更强，比如物理学在19世纪的理论积累、美国在19世纪后半开始建设研究性大学和德国大规模驱除犹太背景科学家是三条平行发展的历史进程，到二战前美国大学承接了来自欧洲的杰出物理学家只能说刚好对上了时间线。所以一个国家能否在二十世纪上半拥有大师，最主要取决于本国的青年才俊是否有机会参与全球科学大发展。如果考虑纳粹上台和二战对德国和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彻底破坏，我们甚至更具体点说，有没有大师取决于能否与英美的学术圈建立足够密切的联系。

所以回到题主的问题，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是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归功于民国则更多是一种缺乏全球视野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