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知道的差不多早都知道了。看热闹的也应该有许多人知道啊。说几件小事儿：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多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 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佑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燕冀诒谋录》卷5）
《燕冀诒谋录》是从反面说张元落第降敌事件。
这一事件极大地触动了宋代的科举改革。
宋朝最初的边患主要是西夏和契丹。帮助西夏作乱的就是张元。
“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昊谋臣”，“奉为谋主，大为边患”，“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见《宋史》）
张元助夏事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也有记载。清吴广成《西夏书事》记的更详，看来绝非空穴来风。
华阴人张元有才，却屡经殿试不第。宋初科举“殿试皆有黜落”实行末尾淘汰制。张元就连遭几次淘汰，颜面尽失，极为郁闷,愤而降元昊帮助西夏祸患中国。
大约宋仁宗景佑5年（1038年），张元与另一位落地举子吴昊（都是后来改的名字）辗转到了西夏。但“耻于自售”，便继续以惯有的放荡做派引人眼球，“自念不出奇无以动听，各更其名，相与诣酒肆，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饮此’”。
很快他俩就引起警方注意，被“逻者执之”押到西夏主元昊面前。
问他姓名，竟然“大言‘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讥讽元昊用汉人名字。
元昊“闻言竦然，异而释之，日尊宠用事”-《西夏书事》
正急需破宋人才的元昊重用了他们，“倚为谋士”。
得到重用后，张元屡次为元昊出谋划策，大破宋军。 1041年好水川之战，张元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之策，助元昊大败韩琦军。宋军名将任福力战身死，士卒阵亡七万多。
张元立志灭宋，劝元昊扩大对宋战争。“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一身二疾，势难支矣” -《西夏书事》。
1042年，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待机取长安。张元认为，宋朝的精兵良将全部聚集在宋夏边境，而关中地区军力薄弱，如果西夏大军牵制宋朝边境地区军队，使宋朝无暇关中地区，然后即可派劲旅乘机直捣关中，攻占长安，进入中原腹地。
元昊深以为然，兵分两路攻宋。一路西夏军定川寨之战大破宋军，宋将葛怀敏以下全军尽殁......
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对“险怪奇涩之文”大加贬抑，当时社会推崇的“文章之士”没有一个被录取。这些考生就鼓噪起来，有些人还趁着欧阳修上朝路上聚众骂他，连维护治安的土兵都制止不住，还有些人写匿名信恐吓他。当时滞留京师的落地举子常六七千人，有的举子十几年都找不到出路。有些贫困举子，殿试落第后无力回乡，流落街头，甚至自杀......凡此种种，都威胁封建统治。
（景祐元年）：癸未，诏曰：“朕念天下士乡学益蕃，而取人之路尚狭，或栖迟田里，白首而不得进。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本纪云特奏名者，差其举与年，视旧格稍优之，率以为常，此据本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
自宋太宗 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
从宋太宗赵光义 雍熙二年赏花钓鱼宴年年举行，转眼就到了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赏花钓鱼”君臣同乐，但也暴露性格。曹利用就因为陪着皇帝钓鱼忘了规矩埋下杀身祸根。
“彭内翰乘往在三馆，时尝与钓鱼宴。故事，天子未得鱼，侍臣虽先得鱼，不敢举竿。是时上已得鱼，左右以红丝网承之，侍坐者毕贺。已而，乘同列有得鱼者，欲举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鱼，学士未可举也。”
侍中者，曹郓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顷之，宰辅有得鱼者，左右以白网承之；及利用得鱼，复用红网，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谓人曰： 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 无几而败。”
《涑水记闻.卷三》
这个事是司马光听彭乘说的。彭乘能准确预言位高权重的曹利用要倒霉，就是因为他熟知官场游戏规则，懂得封建礼制的厉害。不久曹利用果然受侄儿糗事牵连，一贬再贬，终于忍受不住屈辱，恼怒自尽于被贬路上。
钓鱼本来是尽兴的事儿，玩儿的就是得鱼时的刺激。钓过鱼的都知道及时扬竿对于渔获的重要和精神的愉悦与振奋。
鱼咬钩了，你明明钓着了，还不敢扬竿，还得左看看皇帝 右瞧瞧比你级别高的官员是否已经钓上来了鱼，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扬竿，否则你就得擎着竿在那闷着。这鱼还有个钓？这钓的是啥心情？
被钩住的鱼儿，能老老实实地总在钩上挂着，等着你扬竿捕获啊？
但是陪皇帝钓鱼，官样场面就有这些礼教规矩潜规则。
不懂得陪皇帝钓鱼也是政治。忘记了所有陪皇帝的活动，都要有人记录在案的。
别自以为那些给你用红色网兜承装渔获的“左右”是奉承你。难道用红网承装鱼的“左右”就不是故意设套圈陷害你？兴头上忘乎所以的习性，早已埋下了杀身祸根。
王安石的文学修养 治国理财能力 人品都是一流的。王安石作为伟人是无以伦比的。但作为政治人物，尤其是宰相，就不那么圆滑 ，处事过于专横，不能宰相肚子能撑船，更容不得不同意见， 这是他最招人膈应的地方，
做事过于专一执拗 是优点，但与人相处就往往被误解。
王安石虽然庆历二年（1042年）就中了进士，但十九年后的嘉祐六年（1061）41岁了，才取得参加皇帝赏花钓鱼宴的资格，这是他任工部侍郎 知制诰 纠察京师邢狱期间。
他不知道案几金盘子里放的是鱼饵.见到一粒粒精巧别致的小颗粒，大概以为是小点心。人家都钓鱼赏花忙得不可开交，他没这个雅兴，就像咱们闲来无事消遣寂寞吃点儿瓜籽点心什么的，坐那儿，随手拿起身边金盘子里的鱼饵就放嘴里了。
皇家钓饵当然都精心配制成鱼儿喜欢吃的美味儿，但鱼儿喜欢的味儿道并不一定人们喜欢。钓鱼人都知道，淡水鱼的诱饵千奇百怪，有甜的，有酸的，有香的，有臭的，有用腐败的动物尸体混合面粉调制的，甚至钓鲤鱼鲫鱼的诱饵在粪便池中浸泡过-无论哪种，没有一种是对人口味儿的。
宋仁宗挑王安石的毛病就是“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宋仁宗认为王安石这样做，不符合人之常情。
通常，头一次出席皇帝赏花钓鱼宴，没见过世面，不知道皇家器物如此精致，连鱼饵都“以金楪盛”，误食了鱼饵有情可原。类似的笑话不可能是王安石头一回出，说不定别的官员也早就出过同样的洋相。
这就像改革开放之初, 有北方人去广州深圳，宴会上喝了招待最先端上来的那壶洗碗水；有人头一次吃西餐不知道如何用刀叉一样。没见识过，出点儿洋相不丢人，看看别人咋做的就学会了，不再重复错误就是了。
让宋仁宗感觉反常的是：
王安石吃了一粒鱼饵，已然感知了误食，还是硬着头皮，强撑着，把一盘子鱼饵都吃光了！着实有悖于人的正常行为。 这肯定是在演戏！
是在做给别人看---我不是不懂，我不是没见过世面，我绝不是误食！我就是好这一口儿！说明王安石这个人固执己见，死不认错，心怀叵测。所以仁宗的结论是“王安石詐人也！”
早在十九年前，因为一句“孺子其朋”，宋仁宗就把主考官选定的殿试头名王安石给挪至了第四名。
“‘孺子其朋’之言，(上)不怿，日：‘此语忌，不可魁天下。’一即王荆公。第二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王铚《默记》）
庆历二年（1042年）殿试，主考官拟定的名次是：王安石，王珪，韩绛，杨寘。报呈皇帝，宋仁宗看王安石卷有句”孺子其朋“很不高兴，让调换。但第二第三名王珪 韩绛是在职官员，宋朝科举制度规定，“官身不得为状元”。于是排名第四的杨寘就捡个状元，王安石则变成了第四。
“孺子其朋”典出《尚书·周书·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系周公教导侄子周成王：“孩子啊，交往大臣要像朋友那样融洽”。宋仁宗对教训孩子的口气不满。
宋仁宗不了解王安石的性格。王安石做事专一，往往行不由衷。
熙宁年间掌权后，许多人都想巴结王安石，但苦于不知道王安石嗜好,投机无门。终于有个官看出了门道儿 ，那天他兴冲冲地给王夫人送去了许多鹿肉，说宰相喜欢吃鹿肉丝，请夫人一定笑纳。
王夫人奇怪地问;我家官人喜欢吃鹿肉我怎么不知道？你从哪儿知道的？送礼人说，我前天有幸与宰相共进午餐，亲眼看到宰相吃光了一盘鹿肉丝。夫人大笑:“原来如此” 。来人一头雾水。夫人问，那盘鹿肉丝摆在什么位置？来人说，就摆在宰相面前。夫人说，下次把鹿肉丝摆得离他远一点，看他还吃不吃？ 再试，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昨日曾吃光盘的鹿肉丝，竟然没动一筷。
（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变法》）
这次赏花钓鱼宴后，宋仁宗就把王安石列入“黑名单”，无论王安石如何上书，提出任何利国利民建议，都一概不理不睬。甚至担忧王安石“利口覆邦、祸害国家”，宋仁宗驾崩前，还告诫太子赵曙，不可重用王安石。
此事《西軒客談》也有记载。
皇帝的赏花钓鱼宴不是那么好吃的。更不是简单的钓鱼赏花。它钓的是规矩，钓的是政治，钓的是权威，维系的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赏花钓鱼宴，就是皇帝精心设计的“钓鱼”活动。钓鱼的是皇帝，被引诱上钩的是大臣，最后是“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都中了皇帝的招儿，都在皇帝弓箭射程之内。看来啥玩儿意儿,只要跟皇帝沾着边儿,就带政治色彩. 就得小心谨慎, 钓鱼虽是休闲娱乐也不例外.
亲政三十年，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什么事也办不成。
蔡襄也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赵祯“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三》：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己，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号；郊，交也。合姓名言之为不祥。"帝弗为意，他日以谕之，因改名庠。
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己，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号；郊，交也。合姓名言之为不祥。"帝弗为意，他日以谕之，因改名庠。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三》
宋郊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第一后，次年，擢大理评事 同判襄州。明道二年（1033年），因废郭皇后事，与群官伏阁争不可得，坐罚金。景祐元年（1034年），同知礼部贡举。擢知制诰，兼史馆修撰，知审刑院。改权判吏部流内铨，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宝元元年（1038年），诏为翰林学士，李淑以其姓名进谗言，故改名庠。
读《宋史》有人认为 宋郊 宋庠是不同的两位。其实，宋庠就是宋郊-本来叫宋郊，字伯庠。但是，同为翰林学士的李淑嫉妒宋郊，就中伤他，拿他的姓名说事儿，打小报告，奏本：
“大宋，乃朝廷接受天命的称号；他宋郊的 “郊”字有荒僻寒凉之意，尤其这个谐音交-就是大宋交代了！把大宋王朝给弄交代了这怎么能行啊？！宋郊这个名不吉利-妨害大宋社稷江山！ ”
宋仁宗在大庭广众不以为然，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些日子，心里还是犯嘀咕，就又跟宋郊提起了这个事儿，看他咋整。宋郊这还不明白吗？于是，马上就改名宋庠，更字公序。宋庠宋庠，大宋吉祥啊。
这个事儿，《西清诗话》是这么说的：
“宋元宪为内相，望临一时，且大用矣；同列有赞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诏，更名庠，意殊怏怏。会用新名移书与叶清臣，仍呼同年。叶戏答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选，遍阅《小录》，无宋庠，不知何许人。’公因寄一绝白解云：‘纸尾勤勤问姓名，禁林依旧玷华缨，莫惊书录题臣向，即是当时刘更生。’”
朱熹说 “仁宗有意于为治，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国，后来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缘它至诚恻怛，故能动人如此。” （《朱子语类》.卷127.本朝 一）
史称其在位期间 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发达。《宋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受这样评价的皇帝，历史上真的不多。
据宋人邵博说“仁皇帝内宴十门，分各进馔，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尝。枚直几钱？左右对：直一千。帝不悦，曰：数戒汝辈无侈靡，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
你这顿节俭了，可是“皇帝内宴十门，分各进馔”，铺张浪费的政策你为什么不改？
类似的事儿多了。